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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中國工業發展將面臨西方國家“脫鉤斷鏈”和圍堵更加激進，新興經濟體追趕替代更快更廣等嚴峻的國際競爭環境；從國內來看，將面臨總量需求不足與結構性供給過剩共存，傳統發展模式亟須改革創新等矛盾挑戰。但是，依托產業基礎好、體系完善、門類齊全、規模全球第一等優勢，中國工業“十五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的良好態勢不會改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依然強勁，對支撐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穩居全球第一的地位仍不可撼動。“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要把握歷史機遇，適應階段性發展環境變化，推動新質生產力與新型工業化契合互動，加快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進一步實現工業總量穩定增長、創新能力不斷提升和安全水平顯著提高的目標，加速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邁進，為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更大貢獻。

“十四五”時期以來，中國工業經受住了要素成本上漲、全球市場不振、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等考驗，總體保持良好發展態勢。中國工業規模持續增長，穩居全球首位；結構持續優化，尤其是高技術制造業快速增長；質量顯著提升，尤其是重大創新成果快速涌現；新舊動能轉換加速，尤其是數字智能化轉型迅猛。

規模上，中國工業應對各種挑戰，實現了穩中促進和穩中促優，總量規模穩居全球第一。從收入來看，2024年工業增加值達到40.54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1%；2021—2024年，工業增加值指數（上年=100）分別為109.8、102.3、103.8和105.7，工業對穩定國民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從投資來看，2024年第二產業固定資產投資額（不含農戶）達17.91萬億元，2021—2024年分別保持12.0%、9.0%、10.4%和11.5%的高速增長態勢，成為牽引社會投資的重要力量。從就業來看，2024年第二產業就業2.13億人，占全部就業人員的28.97%，成為承載國內就業的關鍵行業。從全球來看，2024年中國制造業附加值（2015年不變美元價格）達到5.06萬億美元，是美國的2.13倍（2.37萬億美元），制造業總體規模連續15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國工業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特色的工業發展道路展現了巨大的活力，為“十五五”時期建設工業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結構上，高技術制造業快速增長，產業鏈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區域結構進一步優化。2021—2024年，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分別為18.2%、7.4%、2.7%和8.9%，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從15.1%提升到16.3%，集成電路、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等領域規模和影響力顯著增強。“新三樣”產品快速增長。2024年，新能源汽車產量達到1316.8萬輛，較2020年的145.6萬輛增加8.04倍；太陽能電池（光伏電池）產量6.8億千瓦，較2023年增長15.7%。產業鏈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中游配套和高端裝備制造能力不斷增強，關鍵環節國產化水平逐步提升，軟件、工業設計、運維服務等制造業服務化比重提高。2021—2024年，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增速分別為12.9%、5.6%、6.8%和7.7%，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在2024年達到34.6%。區域結構進一步優化。“一群多極”先進制造業發展格局形成，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帶動全國，中西部承接新興產業轉移，西部能源、材料、綠色制造等特色產業加快布局。

質量上，高端裝備、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等領域取得了多項重大創新成果，工業企業長期發展能力不斷提升。C919大型客機實現商業飛行，時速350公里的智能動車組投入運營，300兆瓦級重型燃氣輪機成功點火，18兆瓦風電機組并網發電，“祖沖之二號”量子計算機研發成功，商業航天蓬勃發展，華龍一號核電技術實現出口，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第三代半導體、人工智能芯片、高溫超導材料等實現技術突破。“十四五”時期以來，中國在5G、智能語音、虛擬現實、新型儲能、人工智能、3D打印等領域新布局了12家國家級制造業創新中心，累計達到33家，實現技術成果轉化690項；2022年和2024年分別公布了45個和35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累計達到80個；新增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646家，累計達到1089家；新增國家級綠色工廠4406家，累計達到6430家。技術創新能力和成果轉化能力的提升顯著推動了工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中國在越來越多的工業領域實現了從模仿創新到原始創新的路徑轉變以及從跟隨者到領跑者的角色轉變。

活力上，創新能力進一步提升，數字智能化發展能力顯著增強。“十四五”時期以來，中國不斷增加創新投入，創新產出顯著增長。2024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3.61萬億元，同比增長8.3%，研發強度達到2.68%，其中基礎研究經費同比增長10.5%，占R&D經費支出比重為6.91%。2024年授予發明專利權104.5萬件，有效發明專利達568.9萬件；2021—2024年，中國PCT專利申請受理量分別為7.3萬件、7.2萬件、7.4萬件和7.5萬件，保持全球第一大申請國地位。工業數字智能化轉型加速，截至2024年底，“5G+工業互聯網”建設項目數超1.7萬個，實現41個工業大類全覆蓋。國際機器人聯盟（IFR）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新裝工業機器人27.63萬臺，占全球的51%，電子、汽車以及金屬和機械行業部署機器人數量增長迅猛。截至2024年底，已累計培育421家國家級智能制造示范工廠，建成萬余家省級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推進近萬家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2021—2024年，新設經營主體數量分別達到2887萬戶、2908萬戶、3273萬戶和2737萬戶，成為中國工業持續創新的重要主體。截至2024年，累計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超過14萬家，專精特新“小巨人”1.46萬家，這些創新型企業成為中國工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

“十四五”時期進一步夯實了中國工業發展的基礎，工業規模進一步增長，質量和結構進一步優化，發展活力得到進一步激發，為“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近代世界發展史表明，一國工業化的廣度和深度，往往決定著其現代化的進度和程度。縱觀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無一不是依靠工業化而邁進現代化強國行列的；而一些經歷快速增長之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也比比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過早“去工業化”而導致工業化進程中斷。“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從“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邁進的關鍵時期，中國工業要堅持繼續發展，以新型工業化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機遇，根據中國經濟新發展階段的功能定位要求，在新的目標引導下加快轉型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一方面，中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承擔“增長引擎”的核心作用需要進一步鞏固，需要繼續發揮保障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支撐作用，扮演好參與國際產業競爭中堅力量的角色，帶動國民經濟尤其是落后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為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供收入來源；另一方面，中國工業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功能將從“生產主體”向“創新載體”轉變，工業內部產業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傳統產業比重將有序下降，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占比將不斷提升。為此，圍繞“十五五”時期中國自主發展和提升全球競爭地位的現實需要，工業發展需要把握好五個總體定位。

一是確保工業保持一定規模和比重是經濟社會穩定運行的基礎保障。工業是生產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主要部門，是創造物質財富的核心部門。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和基礎前提，沒有工業的發展，沒有一定規模和比重的工業部門，就沒有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就沒有繁榮的創新生態和持續的發展能力，就沒有國防安全、經濟安全和技術安全，就不會有人民的幸福生活。此外，持續和更替性的固定資產投資與社會化大生產決定了工業是經濟穩定的重要保障力量，保持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也就成為應對外部沖擊，保障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必然選擇。盡管中國工業增加值占國民經濟比重從2006年的41.4%逐步下降到2024年的30.1%，工業仍然將在國民經濟發展、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發揮基礎性支撐作用。保持工業一定的規模和比重的要求、工業穩定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定位在“十五五”時期乃至更長時間內都不會發生改變。

二是加快推動工業發展成為中國最具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之一。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已經形成了門類齊全、配套完整、規模龐大的工業體系，工業結構的完整性保障了中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安全底線。在500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有四成以上產品產量全球第一。中國工業在全球市場中居于難以替代的地位，也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倚仗。在超大規模市場需求和深度全球化進程中，中國工業上下游企業通過就近規模化形成產業集群并完善供應鏈網絡，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形成了若干工業產業集群和完善的供應鏈網絡，成為中國工業應對外部沖擊的重要緩沖力量。從全球市場來看，自2009年以來，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大制造品出口國，出口產品遍布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023年，中國出口額23.77萬億元，其中制造業產品出口額為23.51萬億元。中國工業產品在全球市場中的數量和規模遠超世界其他國家。在全球競爭力方面，中國工業企業正從“世界加工廠”向“全球高技術產品提供者”轉型，華為、中興、小米、比亞迪、立訊精密等在全球電子信息產業中極具競爭力，機械裝備、動力電池、光伏組件、無人機、家用電器等在全球占據較高的市場份額。“十五五”時期，中國服務業的國際化程度和國際競爭力將顯著提高，但工業仍然會是國際競爭力最強的產業部門，這不僅反映在出口結構和規模上，工業產能海外轉移在對外投資中的占比也將不斷提高。“十五五”時期，在外部“脫鉤斷鏈”壓力和內部“升級創新”動力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工業產業鏈完整性有待也將會進一步提升，關鍵核心技術、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重要細分產業門類等將得到顯著發展，工業整體能力和競爭力將顯著改善。

三是進一步發揮工業為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等創新活動提供重要載體的功能。工業天然具備技術密集度高與系統復雜性強的特征，是應用和催生新技術的主要產業領域，工業生產制造過程具備規模經濟和學習曲線效應，為技術從試驗走向成熟提供“成本遞減”平臺。工業也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主要場域，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通信等都需通過工業體系實現工程化和規模化應用。工業提供的物質產品，是各類新模式涌現并實現商業化的物質支撐，例如共享單車在中國的快速發展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國自行車制造方面的能力。“十五五”時期，隨著數字智能技術、生物技術、量子技術、綠色低碳技術等加速發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將有序推進，中國工業將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關鍵窗口期，全球技術突破、產業鏈重構與綠色低碳轉型多重疊加，新技術與新模式將在工業體系中加速形成。

四是進一步發揮工業在帶動相對落后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工業供應鏈條長、產業關聯度高、吸納就業能力強，在技術擴散與產業升級中扮演關鍵角色，因而被廣泛視為啟動區域經濟快速增長的核心產業部門。從工業化發展的普遍規律來看，經濟欠發達地區往往在工業化初期進入“經濟起飛”階段，此時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迅速提升，成為帶動區域增長的主引擎。2024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但只有約10個省或直轄市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十五五”時期，中西部相對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任務十分艱巨，迫切需要依靠進一步發展工業來實現經濟的較快增長。

五是進一步發揮工業提高人民收入的關鍵支撐作用。工業具有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規模經濟明顯等特征，長期以來是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主要源泉，能夠帶動人均收入提高。同時，工業鏈條長、價值創造環節多，向中高端躍升能有效提升勞動報酬在產業收益中的占比。而工業發展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技能培訓與工人階層壯大，則成為就業結構升級的重要路徑。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工業發展在居于改革開放前沿的東部地區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帶動了包括當地服務業在內的各類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吸引了中西部地區的民眾快速涌入就業市場，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就業結構和收入結構，極大地促進了民眾收入的提升。“十五五”時期，保持工業尤其是制造業合理比重、推動中國工業轉型升級，將進一步穩固工業領域的就業機會和財富創造效應，同時提升高技能員工收入，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強有力的物質財富保障。

“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面臨新的外部環境。總體來看，科技革命將為工業發展創造新的機會窗口，做強國內大循環將進一步釋放國內市場潛力，要素效率的進一步提升將為工業發展提供豐富的要素供給，數字經濟將為工業發展注入新動力，工業企業對外投資步伐將進一步加快，這些將成為“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新機遇和新條件。然而，新形勢下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有待完善，消費市場增長新動能有待挖掘，人口結構變化帶來勞動力供給挑戰，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圍堵和新興經濟體產業替代形成“雙重擠壓”，企業的全球化發展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這些將成為“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和風險。

1.科技革命為工業發展創造了新機會窗口，但需要完善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

“十五五”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交替演進，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區塊鏈、虛擬現實等一系列數字智能技術為先導性技術，由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技術領域形成的融合式賦能發展態勢，為中國工業發展創造了新的機會窗口。同時，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研發投入國、最大專利申請國和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國，已建成規模巨大、體系完備的技術研發體系，這成為其把握技術革命機遇、形成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托。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等新興技術領域，中國的技術研發走在世界前列，并且具有良好的產業化應用條件，有能力把握技術窗口機遇實現跨越式乃至超越式發展。同時，新科技革命還會創造新的工業增長機遇。例如，根據國際能源署的預測，到2030年，清潔能源制造業的整體價值將超過目前的3倍，年均復合增長率約15%，這也是大多數綠色產業的增長速度。如果中國能在綠色產業領域獲得和傳統工業、制造業相當的國際市場占有率，則將形成約數萬億元的產業增長空間，同時可顯著提高中國工業競爭力。

雖然技術創新與創新成果轉化還有很大空間，但“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技術創新的難度和風險都將顯著增加，尤其是與原始創新相關的體制機制面臨較大挑戰。中國以往的技術研發主要是“模仿”和“追趕”，無論是研發方向、路線都已經過發達國家多次驗證，技術研發活動雖然存在各種困難，但總體上結果明確、風險較小。此外，低水平的技術突破并不會影響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技術分工基本格局，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發達國家在前沿領域的領先優勢，因此，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制造業有限的技術進步并沒有對發達國家造成威脅。進入“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技術研發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新技術優勢的獲取、技術優勢向產業能力的轉化都面臨高強度的競爭。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綜合技術差距明顯縮小，技術研發活動需實現從“模仿”“追趕”向“原創”“引領”換軌。不同于追隨階段的“微創新”，基礎研發和針對技術前沿面的創新活動風險高但回報卻不一定高，這將給中國傳統的技術研發體制帶來巨大挑戰，研發投入體制、成果轉化體制、利益分配方式都必須進行深度調整以適應中國成為全球技術領先國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美國的影響下，發達國家普遍改變對中國技術合作的態度，制定愈加強硬和苛刻的技術轉移政策，中國通過專利授權、對外并購、市場換技術等傳統方式獲得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縮短趕超時間的難度將變大。“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必須進一步完善自主技術研發體系，形成支撐工業轉型升級的創新驅動力，這一過程必然面臨巨大的壓力，也必然要應對來自外部的巨大挑戰。

2.做強國內大循環將進一步釋放國內市場潛力，但消費市場增長障礙較多

工業產品的需求來自產品出口、國內消費和投資，“三駕馬車”在不同發展階段發揮著不同作用。“十五五”時期，工業規模要繼續增長并在國民經濟中保持合理比重，仍然需要出口、投資和內需的協同帶動。但是，“三駕馬車”的作用和相互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出口的帶動作用會有所減弱但并不會造成重大沖擊，國內投資和消費仍然有巨大增長空間，而國內消費市場快速增長還有較多障礙。

從出口看，工業產品繼續增長的空間正在縮小，全球占比也不易繼續提高。工業產品出口以制造產品為主，工業產品出口以制造產品為主，2006—2024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現價美元）的全球占比從10.64%提高到27.70%，且表現出“內外差”現象，即國內制造業比重下降1個百分點，但對應全球占比增加2.4個百分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市場長期不振，但2024年中國貨物和服務出口（現價美元）的全球占比相較2008年仍提高了4個百分點。隨著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加之全球貿易格局變化，中國進一步提高出口產品全球占比的難度將變得很大。當然，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工業產品需求市場繼續擴大，“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出口規模仍有增長空間。

從國內投資看，傳統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新型基礎設施的適度超前投資、公共產品的升級換代以及產業轉型升級將對工業產品形成巨大需求。中國人均、地均公共資源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明顯差距。例如，以“公里/百公里2”為單位，中國公路密度為57.1，約為美國（73.6）的77.58%、德國（184.2）的31.00%、法國（201.9）的28.28%、英國（175.5）的32.54%、日本（363.5）的15.71%。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大量“補課”，交通、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還需要持續的高投資，尤其在中西部地區和鄉村地區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中國要在未來產業和新興領域基本實現與發達國家的“并跑”，就必須保持至少和發達國家同等的投資規模，而這些領域的投資差距也較大。“十五五”時期，國內投資會出現調整但仍然需要保持高速增長，這將對工業創造巨大需求。

從國內消費來看，市場內需尚未充分釋放，仍具備廣闊的增長潛力。當前，中國人均GDP已穩步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門檻，進入加快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關鍵時期。然而，消費能力尚未實現與經濟總量同步提升。多數主要消費品的人均消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顯著差距，這種差距遠大于人均GDP的差距，表明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仍是薄弱的一環。以汽車為例，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汽車保有量居世界首位，但國際汽車制造商協會（OICA）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每千人汽車保有量為223輛，約為美國（860輛）的1/4、日本（612輛）的1/3、歐盟（518輛）的一半。這不僅反映出居民消費能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也折射出當前消費結構尚未完全升級，與居民收入增長之間存在一定錯位。“十五五”時期，內需釋放的潛力和空間巨大，但受到工資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分配不均、產品質量有待提升、消費環境和市場體系不完善、公共服務和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約。

3.工業發展要素保障穩固有力，但人口結構變化和綠色低碳發展帶來新挑戰

從要素供給總量看，“十四五”時期資本、土地、能源等傳統生產要素的供給并未下降，高端人才、技術、數據、算力等新興要素資源實現了明顯增長，近些年出現的工業要素供需失衡并非源自要素供給不足，而是工業對要素的吸引力相比服務業大幅下降造成的。此外，中國很多工業行業、企業并沒有對所有投入要素物盡其用。2023年，中國人均工業增加值27243美元（現價），約為美國（147657美元）的18.45%、德國（105566美元）的25.81%、日本（73453美元）的37.09%。“十五五”時期，隨著技術的持續進步與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長期以來制度性與體制性因素造成的要素配置效率不高問題有望得到顯著緩解。資源在不同區域、行業、企業間的流動將更加順暢，這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與經濟運行效率。與此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加速演進，新興產業、新興業態的涌現速度前所未有，這將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向更高復雜度與更高協同度的方向發展。這一趨勢不僅為要素資源的高效配置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也對生產組織方式和產業結構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工業領域正在加速推進數字化轉型，并催生出全新的發展模式、就業形態和盈利機制。數字化賦能制造業，實現了從“以產品為中心”向“以數據為核心”的深層變革，提升了對高素質勞動力、前沿技術、資本資源等要素的吸引力，重塑了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核心地位。

“十五五”時期，工業發展要素供給最大的變化將來自人口增速減緩和老齡化程度加深，這將對“十五五”時期工業發展產生深刻影響。就業人口下降會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產生負面影響，但同時也會一定程度地緩解整體就業壓力。年齡結構的變化會影響消費市場，作為消費主體的中青年比重下降將對消費增長造成不利影響，少子化還會減少圍繞未成年人撫養、教育的消費總支出，工業結構、工業產品都需要更好適應老齡少子化社會的要求并由此產生新的市場空間。

“十五五”時期，工業發展面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約束依然較強。能源供應方面，盡管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斷提升，但煤炭在工業能源消費結構中仍占有較大比重，傳統高耗能行業短期內難以徹底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風、光等間歇性能源存在供需錯配、儲能能力不足和效率損耗問題，工業企業“綠電替代”面臨穩定性與成本挑戰。能源技術方面，高溫工業電氣化、氫冶金、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等關鍵技術尚未形成成熟的商業模式，研發周期長、投入高、收益不確定性高，中小企業綠色工藝替代滯后，存在“改不起、轉不了”的結構性難題。工業發展面臨綠色壁壘強化與貿易挑戰加劇的外部困境，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實施，中國鋼鐵、水泥、鋁、化肥等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跨國公司日益強調綠色采購標準與碳信息披露，迫使出口企業加速綠色認證與脫碳改造，抬高了出口門檻與成本。

4.數字經濟帶來了發展新動力，但面臨發達國家圍堵與新興經濟體替代“雙重擠壓”

“十五五”時期，數字技術將加速向工業領域進一步滲透，為新型工業化注入強大動力，加快賦能中國工業競爭優勢提升。通過數字化賦能工業企業自動化生產、精細化管理、低成本交易和高質量研發，將顯著提升工業的競爭力。平均而言，數字化、智能化改造使得車間和工廠的研發周期縮短超過20%，生產率提升幅度超過30%，不良品率降低約30%，碳排放減少約20%。“十五五”時期是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階段，制造、能源、物流、材料等領域的數字化技術升級、設備更新和工藝改進是企業轉型升級的必然要求，同時也將傳導到多個行業并帶來新的投資機會。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智能制造需要更多的工業機器人、智能設備與傳感器等，先進的數字制造工藝（如3D打印、精密加工等）需要高性能材料（如輕量化材料、復合材料、新型功能材料等）、增材制造裝備、智能加工設備等。工業數字化轉型與工業互聯網建設對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邊緣計算等產生了直接需求，也間接引致了對集成電路、軟件服務以及網絡安全產品與服務等的新需求，為相關領域投資創造了新機會；數字物流與數字供應鏈管理所需要的無人倉儲與自動化物流系統、智能供應鏈平臺、智能交通與無人駕駛物流車等則為供應鏈領域帶來了重要投資機會。

“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經濟圍堵和新興經濟體產業替代的“雙重擠壓”。美國或將加大對中國高新技術的圍堵力度，中國和美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態勢或將延續甚至強化，美國對“近岸”“友岸”地區的供應鏈依賴度將持續提升。東亞、東南亞、拉美等新興經濟體將加快培育本國產業能力，對中國的產業替代將從傳統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擴張，從產業鏈下游向產業鏈上游延展。從頂層制度安排來看，美國落實國家安全戰略窗口期與中國“十五五”時期重疊，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和美國在工業尤其是新興工業領域競爭加劇的態勢或將不可避免。新興經濟體在勞動力成本、稅負成本和西方主導的經貿制度安排方面的相對優勢將持續凸顯，中國由此面臨產業替代的巨大壓力。“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全球份額面臨達到峰值拐點的風險，工業企業的利潤空間或將被進一步壓縮。

5.工業企業對外投資步伐加快，但全球布局面臨新的挑戰

加快對外投資步伐是中國工業國際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在加入WTO后的20多年里，中國工業企業在嵌入全球分工的過程中不斷蛻變成長，競爭優勢已經逐漸由成本優勢向效率優勢、創新優勢轉變。部分企業由本土化發展轉向跨國經營，成長為國際化企業乃至全球企業。然而，隨著全球化進入新階段，中國工業企業全球發展面臨新的環境。一方面，中國工業利用外資有所下降，202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較2022年下降了8.0%，制造業利用外資下降了1.8%，但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6.5%。另一方面，從“十三五”時期開始，中國的電子信息、紡織服裝等行業逐漸出現國內市場競爭強度高于國際市場競爭強度的現象，國內企業生產效率大幅超越海外企業，企業國際化發展需求顯著。具備效率優勢的企業不再完全依賴本土市場的“低成本優勢”，而是在利潤最大化驅動下主動“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這種情況并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獨有，具有高技術含量、資本密集型的新興工業部門同樣在加快海外布局。例如，在“新三樣”領域，寧德時代和比亞迪等大量具備國際競爭優勢的企業加速在海外布局產能，拓展了國際市場。“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能力將會得到進一步提升，工業對外投資步伐將加快，對全球工業分工格局和貿易格局的影響力也將進一步增強。

“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對外投資和全球產能布局會面臨諸多新的風險。從外部環境看，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當前中國工業對外投資和轉移產能受加征關稅的影響較大，中國工業綜合優勢難以有效發揮。從內部條件和基礎看，中國工業企業跨國經營能力較弱，人員、資金、技術的跨境流動并不順暢，政府駐外機構、境外商會組織等對跨國經營企業的服務能力也比較有限。“十五五”時期，必須推動工業企業高質量“走出去”，同時要積極應對內外部挑戰，降低產能外遷對產業鏈安全和國內產業升級帶來的不利影響。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要以總量穩定增長，創新能力穩定提升和產業安全有效保障為目標，完成工業增長模式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路徑轉換。要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突破口，以更高水平的市場機制建設和更加有效的新型舉國體制為核心，更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創業創造活力，更充分釋放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制度機會、技術機會和需求機會，在新興產業領域形成能夠構筑競爭優勢的原始創新能力，在傳統產業領域形成能夠有效對抗全球保護主義和產業替代的效率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撐。

1.“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總體思路

一是助力構建“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將步入以創新驅動、綠色低碳、數智賦能、融合升級為主要特征的新階段。要順利推進這一轉型過程，就必須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協同發力，充分發揮“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互補作用，構建高效能、高標準的現代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要著力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打破各區域資源流動壁壘，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新質生產力發展領域順暢流動。要弘揚企業家精神，明確國有資本向涉及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行業集中的功能定位，破除民營企業面臨的市場壁壘、隱性門檻和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要強化政府的服務功能，以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創新培育為重點，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基礎，構建有利于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市場環境。

二是因地制宜與分類施策發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新型工業化，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統籌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大力培育壯大新興產業，科學謀劃布局未來產業。根據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科研條件等，發揮傳統產業的“根”屬性，注重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新舊動能加速轉換。立足比較優勢，促進新興產業創造的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服務型制造等多種新模式實現推廣應用，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作為通用技術賦能主要產業，放大新興產業的帶動效應和技術創新的溢出效應。要集中力量加快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的產業轉化，培育一批未來產業增長點和新興支柱產業。結合未來產業要求，加快發展納米制造、激光制造、柔性制造、循環制造等“十四五”時期應用較少的工業生產新模式，前瞻性布局人工智能之后的下一代通用技術。

三是在全球產業鏈變革中構建自主創新體系。在美國“逆全球化”和“脫鉤斷鏈”背景下，加快構建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刻不容緩。要加強對地緣政治、技術封鎖、重大突發事件等外部不確定性和安全風險的預警，有針對性地加大基礎理論研究與原始創新投入，建立核心技術進步的長效機制。強化自主創新與產業鏈協同，引導中國企業立足國內國際雙循環向產業鏈供應鏈的“鏈主”位置攀升，塑造中國主導、國內國際一體化的供應鏈體系。要堅持開放式創新，以優勢產業的技術能力和國內大市場的開放包容強化區域價值鏈建設，促使重大開放舉措與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融合對接，吸引中間立場國家，引領區域和雙邊供應體系的再造和優化。

四是以“精準安全”保障工業高質量發展。堅持產業安全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大局服務，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動態平衡、相得益彰。要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并與維護國家安全、產業安全相統一，把握社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部署各項工作，早識別、早發現、早預警、早處置工業發展中的各種潛在風險，以更加精準、科學、有效的安全防范手段化解風險于源頭，以高水平的產業安全推動高質量的工業發展。

2.“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總體目標

面對更加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十五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圍繞總量穩定增長、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和產業安全有效保障三個維度，實現十個方面的轉變。

（一）實現工業總量在創新驅動、結構優勢發揮和領先者整合下的穩定增長

一是加快從恢復型增長到創新型增長轉變。“十四五”時期的工業增長遭遇新冠疫情等突發沖擊，保障經濟暢通運轉和商品有序流通，加快工業生產有序恢復和實現穩定增長是“十四五”時期的重點任務。接下來，要切實轉變工業發展思路，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數字智能革命引領工業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作為“十五五”時期工業發展的根本，推動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技術、物聯網、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前沿科技的應用和產業化，以加速傳統產業的數字智能化改造和數字產業發展來加快實現實數融合，推動工業節能減排、發展清潔能源、推進循環經濟。

二是從總體普遍性增長向結構差異性增長轉變。改革開放以來迅速釋放的市場需求和人口紅利，成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促進了基礎設施的快速改善和國民收入的迅速增長。隨著中國從“世界工廠”轉向“全球創新中心”的目標演化，勞動力和資源成本上升、環境資源約束加劇，“十五五”時期工業發展的結構將進一步分化，不同產業的增長速度將開始出現差異。傳統產業規模趨于達峰甚至可能下降，新興產業快速崛起，電子信息、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增長迅速，數字經濟尤其是數字產業化將為工業增長提供新的動力，也為中國工業創造新的發展空間。

三是從多主體競爭型增長向領先者整合型增長轉變。在“數量型增長”階段，由于技術、資本、人才門檻相對較低，大量企業快速涌入并以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靈活性參與市場競爭，形成了“低門檻行業繁榮”，但也帶來了利潤水平低、產能過剩、創新不足等“內卷化”問題。隨著數字智能革命的深入，新興產業表現出更高的進入門檻，高昂的研發成本和一次性設備投入、直接面對全球巨頭的競爭迫切需要更具創新力和競爭力的領先企業帶動整體行業發展。以領先者整合型增長模式集中資源，牽引帶動專精特新等中小企業發展，以大中小企業融通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鏈升級，將成為未來新興產業發展的重要模式。此外，隨著中國企業的成長和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工業企業的海外發展也將由外需牽引型增長向投資外溢型增長轉變，大量領先企業不僅注重產品出口，更通過綠地投資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開拓市場，實現從中國企業向全球企業的躍遷。

（二）推動工業在創新系統重構下的創新能力顯著提升

一是加快宏觀科技資源配置結構從重應用研究向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并重轉變。“十五五”時期，要著力面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的發展需要，強化前沿科學、前沿技術領域，前瞻性布局基礎研究，包括戰略性基礎研究和自由探索性基礎研究，特別是引導、支持和鼓勵一批極具創新潛力和創新能力的創新型工業企業聯合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開展基礎研究。

二是推動研發投入動力從政府主導向工業企業主導轉變。“十五五”時期，要著重強化工業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全方位提升工業企業配置科技資源的話語權和原始創新能力。一方面，大力支持工業領域科技領軍企業發展壯大，擴大其在各類科技資源配置中的話語權，引導鼓勵其牽頭主導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前瞻性技術研究和基礎研究。另一方面，積極推動工業企業研發經費配置從“試驗開發”轉向“應用研究”，推動工業企業從“重市場、輕創新”的增長模式轉向“創新與市場并重”的高質量發展模式，在戰略性必爭領域全面形成自主創新和原始創新能力。

三是實現創新主體關系從主體連接向主體融通轉變。“十五五”時期，要進一步強調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融合能力建設，支撐工業創新體系效能提升。著力推動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由“單點式作戰”轉向“融通式作戰”，優先推動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主動對接工業企業特別是領軍企業的技術創新需求，強化各類創新要素圍繞戰略性產業領域的融通與共享。

四是促進創新活動從市場需求主導向響應國家戰略與市場需求并重轉變。“十五五”時期，要進一步強化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突破式創新體系建設。聚焦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升糧食和能源資源安全保障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重點領域，引導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與之對接，推進戰略性產業突破式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性基礎研究前瞻性布局，優化新型舉國體制及其實施機制，進一步把支持高端創新型人才、創新型企業、容錯型創新文化建設擺在突出位置。

（三）確保工業體系的發展型安全、精準安全和體系安全

一是從確保底線型安全向保障發展型安全轉變。近年來，中國產業安全的重要目標是保障極端情況下的產業鏈正常運轉和產業內循環，這種產業安全目標導向是中國和美國產業從合作走向競爭的必然。隨著前沿技術和新興產業競爭的加劇，誰能率先搶占新興產業領先優勢，誰就能獲取競爭和安全主動權。“十五五”時期，在確保底線安全的同時，要保障自動駕駛、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技術、新能源等關鍵產業領域的發展不落后，確保實現發展安全，構建在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領先優勢。

二是從泛在安全向精準安全轉變。安全和效率是全球產業合作和競爭的兩大根本邏輯，“十四五”時期，傳統安全秩序遭到破壞，各國在安全導向戰略下尋找安全與效率的再平衡，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泛在安全和過度安全。“十五五”時期，產業安全要更加注重效率，一方面在安全和效率的平衡上要增強效率因素，另一方面要提升產業安全治理體系效率，構建完善的產業安全法治體系、戰略體系、政策體系、部門協同體系以及風險預警體系，實現高效率安全和精準安全。

中國已經無愧于“工業大國”的地位，但與發達的工業強國相比，中國工業在技術、效率、效益、對世界市場的影響力、對全球分工的控制力等方面存在的差距依然較大。“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工業由大變強的關鍵時期，“變強”的難度會遠遠高于“變大”，而之前形成寶貴經驗、積累的物質和體制財富是建設工業強國不可或缺的基礎。要實現工業強國的目標，“十五五”時期就要著力推動新型工業化進程，大力發展工業新質生產力，完善現代化工業產業體系，夯實產業轉型升級核心能力，推動工業高水平對外開放，共同構筑應對新挑戰和把握新機遇的能力。

1.深入推進新型工業化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實現新型工業化是關鍵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十五五”時期是中國工業從傳統工業化道路向新型工業化道路換道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明確工業發展的時間表、路線圖，突出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重點方向、抓住新型工業化的關鍵領域，努力推動新型工業化不斷取得新突破、新成效。

一是優化政策環境，激活市場活力和企業內生動力。受技術和市場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新型工業化不可能按照傳統路線推進。這需要強化競爭政策在政策體系中的前置作用和基礎性地位，為各類企業公平競爭提供穩定預期，尤其要通過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的實施效率，維護公平競爭環境，倒逼工業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以創新驅動發展。要進一步明確產業安全政策和競爭政策相對于一般性產業政策的“上位政策”地位，界定產業發展政策制定和實施部門、產業安全管理部門與競爭政策實施部門之間的權責界面和工作接口，使發展目標與安全目標達到綜合優化與合理兼顧，避免政策實施中的目標沖突、相互掣肘和合成謬誤。

二是筑牢體制長板，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和地方創造活力雙重優勢。中央層面實施新型舉國體制要更加聚焦，確保在恰當的新型工業化階段，對全產業鏈進行全局協調，使其成為有效市場的重要補充。特別需要加強各政府部門的溝通協作，加強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強化評估、弱化過程監管，建立更加扁平的新型舉國體制組織實施機制。此外，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在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強化地方政府的創新績效考核，從根本上引導地方將產業政策聚焦于原創性、顛覆性技術創新及其產業化應用，約束扭曲性生產投資的空間，避免陷入“重復引進”和“產能過剩”的“內卷式競爭”怪圈。

三是引領示范發展，加快推動高成熟度領域的產業化進程。要發揮工業規模和體系優勢，加快推動技術成熟度高、市場準備充分、產業關聯度強的新興領域大規模產業化，形成新型工業化的示范場景和代表產業，推動全社會增強信心和期待，短期帶動投資、提振消費，長期牽引產業鏈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并以此為抓手引領新型工業化發展。

2.大力發展工業新質生產力

當前，中國工業部門的產業邊界和技術體系正在發生快速變化，新興技術路線和產業部門快速涌現，為中國培育新質生產力創造了條件。“十五五”時期，需要圍繞工業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新興產業領域和未來前沿，在新生態下爭取更大主導權和更強競爭優勢。

一是系統布局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圍繞事關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領域和關鍵技術，加強全產業鏈謀劃和中長期系統布局，一體化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迭代應用和生態培育（楊丹輝，2024）；制定工業領域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的科技創新圖譜，從需求牽引和技術推動雙向發力，健全“揭榜掛帥”等機制，集中優勢資源推進重大戰略性技術和產品攻關突破；大力支持基礎研究，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二是要加快培育壯大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等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夯實未來產業競爭新優勢。重點推進政策支持、要素配置、服務監管等關鍵環節的體制機制改革，構建靈活高效、精準可持續的產業發展政策環境。應更加注重發揮市場在技術研發方向、路徑選擇和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企業在產業創新生態中的核心地位。支持企業成為技術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的主導力量，加快建設一批在核心技術突破、系統集成創新、數字賦能制造等方面具有突出能力的數字創新領軍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梯隊成長。通過“政策引導+市場驅動”雙輪聯動，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實現規模化、生態化、高端化發展創造良好條件，推動其成為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新質生產力躍升的重要支撐力量（渠慎寧，2024）。通過構建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創新型企業主導的應用生態系統和多元主體參與的協同創新平臺，加快催生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產業化潛力強、市場前景廣闊的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全面塑造代表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三是面向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前沿方向，積極構建涵蓋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下一代通信技術、元宇宙、量子信息、深海空天開發等領域的未來產業生態體系，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加強形勢研判與趨勢洞察，前瞻布局“未來智力、未來生產、未來算力、未來商業”等關鍵領域，對標全球科技和產業創新最前沿，圍繞引領性技術和場景系統布局。堅持重點突破與有序推進相結合，圍繞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信息等潛力較大的重點“賽道”，率先布局一批典型應用場景和融合試點，加快內容創作、平臺搭建、硬件支撐等核心能力體系建設，推動未來產業從技術原型向場景應用、從單點突破向系統集成躍升。通過強化生態構建、場景牽引和集群培育，加快形成一批代表新質生產力的未來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切實將其打造為帶動實體經濟高質量增長的新引擎，贏得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主動（劉偉，2024）。

3.不斷完善現代化工業體系

體系完整、規模超大、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的工業體系，是實體經濟的核心支柱，是現代化國家建設的立身之本、根基之重。面對全球產業競爭格局加速演變和科技革命日益加劇的“雙重挑戰”，“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作為推進新型工業化和建設制造強國的核心任務，實施更加有力的戰略性、系統性、針對性舉措。

一是堅持體系完整性導向，加強重點產業鏈薄弱環節補鏈強鏈和推動上下游協同發展。要堅持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完整性導向，圍繞制造業核心環節和戰略性重點領域，聚焦關鍵基礎零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原材料、產業軟件等“卡點”問題，加強重點產業鏈薄弱環節的補鏈、強鏈、延鏈、固鏈，夯實自主可控的產業根基。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左右端協同發展、錯位布局與集群耦合，促進龍頭企業牽引、中小企業配套、科研機構賦能，構建鏈條緊密、運行高效、抗沖擊能力強的產業生態體系，不斷提升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系統性、韌性和競爭力。

二是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與高端化升級。聚力突破制約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核心技術，統籌推進基礎研究、工程化驗證與產業化落地一體化攻關，強化原創性、引領性技術的策源能力。加快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智能化改造與高端化升級，深化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工藝、產品設計、生產流程的深度融合，以實數深度融合全面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推動中國制造邁向價值鏈中高端。

三是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水平，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與抗沖擊能力的產業生態系統。強化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著力提升關鍵環節自主可控能力，防范“卡脖子”風險，增強產業體系對外部沖擊的抵御能力與自我修復能力。加快構建開放協同、風險可控、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生態系統，推動“鏈主企業+配套企業+技術平臺”深度協同，提升全鏈條協作效率與資源配置能力，打造支撐新質生產力持續躍升的堅實基礎。

四是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牽引，提升產業結構的韌性與前瞻性。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為牽引力量，強化對產業鏈關鍵環節、核心技術和新興業態的系統布局，推動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演進和深度融合，持續增強產業結構的韌性、靈活性與前瞻性。通過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生態整合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打造技術迭代快、抗風險能力強、結構升級快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新質生產力持續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4.夯實產業轉型升級核心能力

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寧夏考察時強調，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加大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力度，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夯實傳統產業能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和進一步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任務。

一是增強把握新一輪工業革命機遇的戰略能力。前瞻性布局前沿科技與未來產業，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先進材料等關鍵領域，加快原始創新突破，夯實高端制造發展的科技基礎。深化國際科技合作，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拓展與發達國家在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等方面的協同合作，逐步改變當前處于價值鏈中低端的技術分工地位。通過推動技術市場制度創新，建立高效對接多方供需的世界級技術交易平臺，提升技術成果流動效率和市場化水平。

二是提升發展動力平穩轉換的能力。中國工業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關鍵階段，亟須在保持發展韌性的基礎上，實現外需驅動向內外需協調發力的平穩過渡。要加快構建高效暢通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完善要素流動機制、市場對接機制與政策支撐體系，打通產業與市場之間的關鍵堵點。在此過程中，進一步加大對外貿型工業企業“轉內銷”的引導與支持，強化供需精準對接能力建設，推動產品標準適配、品牌重塑與營銷渠道本地化，提升企業面向國內市場的適應性與競爭力。同時，在積極穩妥拓展新興國際市場的基礎上，實現從傳統“兩頭在外”向“兩頭在內、內外兼顧”的轉變，增強工業發展的內生動力。要以擴大內需戰略為牽引，在穩定基本消費、保障民生的基礎上，持續釋放工業品在城鄉消費、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等領域的潛在需求。著力提振升級型消費，發展智能家居、綠色汽車、康養設備等新型工業品消費；推動信息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等新興消費場景落地，培育制造業發展的內需新動能，為經濟長期增長夯實消費支撐。

三是著力增強產業安全能力。產業安全是實現工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底線約束。在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下，必須聚焦關鍵領域、重點環節，加快補齊短板弱項，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加快解決先進制程芯片、工業軟件、高端數控機床等自給率偏低、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問題，集中資源力量推進制造業重點產業鏈環節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攻關，統籌實施重大技術裝備研發和產業化工程，提升關鍵裝備研發和系統集成能力。同時，深入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聚焦基礎零部件、基礎元器件、基礎工藝、基礎材料等，推進一批具有通用性、基礎性、戰略性的核心產品突破，推動自主產品在實際應用中不斷驗證、迭代與升級，打通從研發到產業化的“最后一公里”。在資源保障方面，要強化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安全供給能力，加快推進國內資源增儲上產，完善“產供儲銷”一體化體系，增強資源配置的靈活性和安全性。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礦業治理機制建設，提升我國在關鍵礦產全球價值鏈中的規則制定權與戰略影響力，為工業體系穩定運行和國家安全提供堅實支撐。

四是大力提升數字化綠色化協同發展能力，全面推動重點行業綠色轉型。深化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在工業減排降碳過程中的應用，借助數字技術加快綠色轉型速度。推廣建設碳捕集利用、碳封存等新技術項目，著力降低應用成本。同時，著力做大綠色消費市場，積極推動綠色家電、綠色建材、新能源汽車下鄉和“以舊換新”等活動，擴大政府部門的綠色采購范圍和規模，做大綠色消費市場，倡導形成綠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和消費習慣，為工業綠色發展提供需求端支撐。

5.推動工業高水平對外開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越是面臨封鎖打壓，越不能搞自我封閉、自我隔絕，而是要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十五五”時期，面對發達國家圍堵和新興經濟體產業替代“雙重擠壓”，中國工業應以加快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為主攻方向，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深化外貿、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堅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解決對外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挑戰，推動中國工業經濟在新格局中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并著力構建與新興經濟體深度連接的產業梯度體系。

一是增強對主要貿易國家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的跟蹤和預測能力，在應對國際經貿摩擦中構建“游刃有余、回旋有度”的國際經貿關系體系。以東亞、東南亞、拉美為重點加強工業產能合作，構建網絡緊密連接、數據暢通流動、各自發揮優勢的工業產業鏈、價值鏈，形成較為完整的區域供應鏈體系。在優化區域開放布局方面，“十五五”時期應繼續落實“十四五”時期支持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的戰略，依托對外開放平臺牽引形成更為優化的區域開放格局，培育形成安全穩定、效率顯著、規模龐大、完整齊備的跨國供應鏈體系。在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方面，應以科技創新的深度落實為重點，加強多邊合作平臺建設，加快構建立體互聯互通網絡，培育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產業梯度體系。

二是擴大制度型開放，提升中國工業的全球競爭力。“十五五”時期應在初步建立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的基礎上，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對外開放平臺政策和制度體系，加強中國特色政策制度體系的外溢適用性研究，提升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參與深度和引領能力。在深化外貿、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方面，“十五五”時期中國應在落實好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清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等對外開放，擴大對最不發達國家單邊開放，以開放賦能國內產業升級。將中國打造成為對外開放水平穩居世界前列，國內制度體系與國際高標準制度安排相互融合、彼此銜接，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產業承接能力大幅提升，區域開放格局更加合理，“一帶一路”共建水平進一步提高的開放型經濟強國和開放型制度供給大國，真正以制度型開放來全面提升中國工業的全球競爭力和競爭優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作者：曲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