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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理論初探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馬傳景

主流經濟學是關于市場利益一致或利益和諧的理論。在真實世界中的市場，利益和諧只是一種特殊情況，市場的常態是充滿利益沖突的，是利益和諧與利益沖突的復合體。因此，主流經濟學頂多解釋了市場的一個側面，而不是對于市場的完整解釋。作者試圖還原市場的真實面貌和結構，并努力建立市場沖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使經濟學的解釋更接近真實的經濟世界。有了這種更接近真實世界的解釋，也許我們才能知道怎樣完善現行經濟體制，更有效地建立有利于增進人類福祉的經濟體制。對于處于體制轉型中的中國，才能更有效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本文內容是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理論研究的初步成果。

一、真實世界中的市場：利益和諧與利益沖突并存

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早就存在，但經濟學的誕生和發展卻是市場經濟出現以后的事情。可以說，經濟學就是關于市場的專門理論和學說。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就認為，“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市場交易的”。在原始經濟和自然經濟條件下，人們主要為自己和家庭生產，人們對于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一清二楚，經濟關系相對簡單，這時候不需要專門的學說對經濟關系、經濟運動加以研究。市場經濟出現后，人們為他人生產，亦即為市場生產，就存在一個生產出來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能否為他人接受、為市場接受的問題，存在一個商品和服務能否轉換為貨幣的問題。這時候，市場成為外在于生產者的獨立存在，成為人們難以控制的對象。這就需要人們研究市場規律，了解市場的特點，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和變化，在市場上實現商品、服務和貨幣的交換。隨著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的出現及一定程度的發展，1776年以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為標志，以市場經濟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應運而生。

經過幾代經濟學家的努力探求，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市場的運行機制有兩個黑箱有待我們來打開。一個是利益和諧的實現機制，這個黑箱已經被新古典經濟學打開；另一個是利益沖突的均衡與控制機制，這個黑箱目前還只是部分被打開。對第一個黑箱的被打開，經濟學界已經很熟悉。對于第二個黑箱的存在，很多經濟學家還知之甚少，至于如何打開這一黑箱的研究則更不多見。

古典政治經濟學誕生200多年以來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經濟學流派。但是，以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為基石的經濟學，一直是經濟學的主流。經過小穆勒、馬歇爾和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的多次綜合，演變成今天的經濟學主流學派。主流經濟學一直告訴我們，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不僅增進了自己的福利，而且增進了公共福利，給人類勾畫了一幅沒有沖突而且不斷進步的市場社會圖景。總之，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市場中的人們經濟利益是一致的、和諧的。所以，我們可以把主流經濟學看作是關于市場中利益和諧的經濟理論。

市場運行的另一個機制是利益沖突的均衡和控制機制，這個黑箱尚未被全部打開。從福利經濟學到凱恩斯主義，再到謝林的沖突－選擇理論，分別從不同角度闡釋了這個機制。

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打破了市場中利益和諧的神話，推翻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傳統理論，指出由于一部分收入會退出消費過程，從而引起需求不足，導致發生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危機。需求不足、經濟危機對于人們利益的損害自不待言。為了實現充分就業，制止經濟衰退和蕭條，有必要擴大貨幣供給和財政投入，以刺激生產和消費，使供給與需求重新實現平衡，從而重振經濟。

一部分經濟學家注重研究經濟生活的分配方面。李嘉圖從資本家的立場出發，揭示了資本家、地主和工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指出當時的制度規定是不利于資本家利益的：由于地租的存在，地主可以不勞而獲；工人的工資是剛性的，不能隨意減少；只有資本家的所得即利潤是沒有保障的。正是從這個觀點出發，李嘉圖反對當時的谷物稅，提出鼓勵農產品進口，減少地主的地租所得、降低農產品價格和工人工資方面的支出，以增加資本家利潤的主張。福利經濟學認識到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費函數不同，分配不均可以造成需求不足，從而提出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使更多社會收入變成現實的需求，促進市場供求之間的均衡，以有利于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李嘉圖、凱恩斯等都意識到了市場中的利益沖突，并根據這種利益沖突提出了自己的經濟主張。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明確地認識到市場的結構是利益和諧與利益沖突的復合體，沒有認識到市場中的利益沖突是市場的常態，因而不能建立系統的、完整的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理論。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馬斯·謝林是明確提出市場中的利益沖突是市場常態的第一人，從而系統研究和論述了市場中的利益沖突問題。他在《沖突的戰略》《沖突與合作》等著作中都指出，現實世界中沖突無所不在。在沖突的世界中，自利行為并不能增進集體福利，相反一方在沖突中多得一份福利，意味著另一方喪失同等份額的福利。更極端的情況是，自利的選擇最終會導致雙輸。謝林提出了“沖突理論”，撕毀了主流經濟學市場中利益和諧的美好圖景。謝林還指出，由于市場中的利益沖突，不加干預的自由市場的運行并不完全理想。“市場通常只在部分事情上表現較好”，“運行良好的自由市場是復雜的自愿交換可轉讓商品的一種特殊情況”。

盡管謝林關于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為何存在的論述也很不充分、很不全面，他只是指出了市場沖突的某些方面及其形成機理，但是他的創造性理論啟發我們，認真觀察現實經濟生活和經濟運動，就會發現，市場中的利益和諧，只不過是市場的一種特殊形態，現實市場中更多存在的是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利益沖突無處不在。如在最大量、最普遍發生的市場交易活動中，存在許多方面的利益沖突現象。在以下所列舉的領域以外，人們還可以列出更長的清單。

第一，利益沖突首先存在于買者與賣者之間。買者期望以最低價格獲得商品和服務，而賣者則期望以最高價格出賣商品和服務。

第二，利益沖突存在于買者與買者之間、賣者與賣者之間。作為買者，每個人都期望購買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務，而在商品和服務有限的情況下，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如愿以償地得到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總是有人可以得到，有人不能如愿。為了得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和服務，買者之間存在競爭，會不斷提高報價，既使自己利益受到損害，也損害了其他購買者的利益。賣者都希望把自己的商品和服務出售，并且希望賣出一個盡可能高的價格。但是，為了盡快把商品和服務推銷出去，賣者之間會展開競爭，最常見的手段是降低價格，這個競爭過程既損害了自己的利益，也損害了其他賣者的利益。

第三，利益沖突存在于個人和集體之間。這個方面的典型的例子是公地悲劇。一個人為了個人利益，會盡可能多地在公地上放養綿羊，但卻不會考慮公地的承受能力。大家都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是放養的綿羊過多，最終把這塊公共草地毀掉。個人與集體利益的沖突還多見于外部不經濟現象。比如，有的工廠把污水排放到河流中，雖然他個人通過生產與出售產品獲得或增加了收益，但卻污染了河水，或者使飲用河水的居民、牲畜健康受到傷害，或者由于河水污染，使下游的人們或廠商不能再飲用河水，不能用河水進行生產生活活動。

第四，交易過程中充滿利益沖突。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在經濟生活中看到的市場中的利益和諧，那只是一種結果。在交易過程中其實是利益沖突、利益主體不斷博弈的過程，其間充滿試探、討價還價、同意、反悔，締約、毀約、再締約的事件。既看交易結果，更要看交易過程，對我們認識真實的市場非常重要。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新古典經濟學只是解釋了市場中的特殊現象，而對普遍存在的沖突沒有予以應有的重視和研究，它只是關于市場運行理論的一部分，而不是市場經濟學的全部，因而也不是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二、市場中利益沖突存在和產生的根源

市場中的利益沖突起因復雜。概而言之，市場中的利益沖突根源于人性的復雜性、市場自身的性質以及深刻的制度原因。

（一）市場中的利益沖突根源于人的非理性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即在一定約束條件下，人們總是能夠做出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經濟人理性概念最早由大衛·休謨提出。到了斯密時代，他明確指出：“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面包師的恩惠，而是他們出自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利他心的話，而是說喚起他利己心的話。”后來馬歇爾等人對個人理性概念又進行了擴張，在博弈論提出后個人理性假設被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經濟人理性概念也在發展、擴充、豐富。在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中，經濟人理性概念已經包含以下含義：人性是自利的前提；完全理性假定，即在一定約束條件下，人們做出的決策總是對個人有利的；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最終結果會促進社會利益最大化。

問題的關鍵是，個人理性的概念是否成立，或者是否在所有場合和所有時間都適用。如果這個假設是靠不住的，那么市場中的利益和諧的假設也是靠不住的。凱恩斯曾說過，“我們對已被接受的古典經濟理論的批評，重點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邏輯錯誤，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設條件很少或者從來沒有得到滿足。”事實上，經濟人理性概念提出后，一直受到一些社會科學家的質疑。哲學家羅素就曾說過，“據說人是理性的動物。我窮其一生尋找這種觀點的根據”。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列舉了一系列人的異化現象，對人的自利本性提出了疑問，指出人們的選擇并不都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馬爾薩斯引入人的情欲進行人的行為分析，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赫伯特·西蒙首先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并以此為基礎創立了他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到了當代，行為經濟學、認知心理學和實驗經濟學等新興經濟學學科興起，一些經濟學家通過實驗和案例分析，進一步證明了人的行為的多樣性和可變性，因而證明了人的理性假設的不可靠。

哲學是經濟學的母體。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是理性的假設來源于古希臘哲學傳統。西方經濟學繼承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本質先于存在”的唯心主義哲學傳統，認為事物都有一個在先的本質，并根據這個哲學觀點做出了人都是自利的，或者說是理性的假設。但是，這個假設是無法得到證明的。但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這個假設是不證自明的，就像神學無法于現實世界中證明神的存在，信徒們所能做的，就是對神無需理由地、不假思索地信奉。這事實上是把一個重要的未知命題預先設定為已知的，從一般經濟人的理性出發來論證具體、細化的經濟人理性模式，然后再回過頭來論證經濟人理性先驗假設。這樣實際上成為了一種循環論證，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科學思維。同樣從古希臘哲學傳統出發，現代哲學得出了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的結論，對經濟學關于人是理性的假設提出了質疑，認為人的決策與選擇并不都是理性決定的，換句話說，并不都是利益算計的結果。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從古希臘哲學理性概念出發提出，真正的理性并不脫離感覺和感情，而是包含感知在內的能力，是有感有情的認知。甚至可以說，“情”本來就是一種“知”。他說：“我們稱之為情的東西，倒比理性更理性些。這就是說，更富于感知。因為它對存在更加開放。”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對于人性的認識也是不斷進步的，不斷地由膚淺到深刻，由比較荒唐到更接近科學。在16世紀蒙田以前，西方人認為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屬于以下四種類型之一種：膽汁型、血液型、黏液型、憂郁型，所有的行動、態度和情緒都取決于人固有的性格。雅克．巴爾贊指出，在《隨筆集》中，蒙田發現了個性。蒙田把人形容為“ONDOYANT ET DIVERS”，可譯為“波浪式的和多樣的”，意味著人人具有個性，且個性變動不居。巴爾贊還指出，在莎士比亞之前的戲劇中，人物沒有個性或角色，只有類別。莎士比亞的戲劇中，通過一連串的關系來表現一個人的不同方面，塑造了全面的個性或角色：“作為朝臣，波洛涅斯阿諛奉承；作為皇帝的顧問，他驕傲自負；作為父親，他對女兒冷漠，對兒子卻明智得讓人感動。”我們尚不清楚托馬斯·謝林是否從蒙田和莎士比亞那里得到了啟發，他關于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內涵的復雜性的觀點，卻帶有那個時代天才認識的痕跡。

謝林在《承諾的策略》一書中，分析了人的復雜性，說明人不總是理性的，也并不總是非理性的。謝林認為，人有多個自我，有時是正常的自我，有時是不正常的自我；有時是理性的自我，有時是狂野的自我。在一個場合是理性的，在另一個場合可能是不理性的。不同的自我不停地相互爭奪控制權，好像不同的自我在輪值。市場中的人們的行為表現好像是多個價值觀集合在輪流互替，或者好像是一組不變的價值觀，只是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從中選擇不同的價值觀。對于這種價值觀的不同選擇和切換，謝林進一步解釋道，“就像不同的軟件有著不同的搜索和比較規則、進入內存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夸大、扭曲或抑制傾向”。根據對人的復雜性認識，謝林認為在分析人類經濟行為時，就不能一成不變地運用經濟人理性作為依據。比如在分析消費者行為時，“如果我們堅持認為一個消費者的價值觀和偏好在任何時候（甚至在短期內）都是一樣的，那么我們就忽視了許多重要的有目的性的行為”。運用這種理論，謝林分析了美國人的吸煙和戒煙行為。他發現，在美國當時有5500萬吸煙者，其中約有4000~4500萬人曾嘗試過戒煙，而其中幾乎一半的吸煙者已經嘗試戒煙３次以上。美國有3500萬人已經戒煙了，他們中的大多數至少要正式嘗試3次才能戒掉。在過去的一年中，約2000萬的吸煙者進行了正式的戒煙，但是失敗了。三分之一的年輕吸煙者有過３次以上的不成功戒煙嘗試。這就是說，吸煙者都知道吸煙有害健康，會減少預期壽命，但就是不能戒掉。通過對吸煙戒煙行為的研究，謝林得出結論說：“對于吸煙行為，基于穩定偏好和理性選擇的理論如果不進行一些修正就無法解釋，吸煙行為只是這種不好解釋的行為之一”。

理性假設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也是市場中的利益和諧論的基礎。從哲學基礎、人性復雜性、現實世界中的表現都能看出，市場中的人們不都是理性的，因而就難以確保人們的利益和諧，就必然會出現利益沖突。這才是市場的正常狀態，才是真實的市場。而作為關于市場的專門理論，經濟學就必須重視研究市場中的沖突。

（二）合成謬誤：微觀動機與宏觀結果的矛盾

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性的、合理的個體行為會造成整體后果的不理性、不合理。謝林在《微觀動機和宏觀行為》一書中指出，在傳統經濟學中，“通常的情況好像是大量自由的、未經控制的個人行為帶來了并不太差的整體效應”，這就是200年前亞當·斯密描述的看不見的手在起著協調作用。因而，經濟學家通常只是“從他們所認為的人們的行為特征出發推斷出一些系統的整體特征”。殊不知，這類現象只是經濟生活中的一種特殊情況。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個體理性和合理的行為與宏觀行為并不一致，可能個體效果良好但整體效果并不一定是理想狀態的。謝林在書中還指出，“個體自行其是的行為不一定帶來集體的滿意后果”，“在人們的行為或選擇依賴于其他人的行為選擇的情況下，通常不能通過簡單加總或者外推得到群體行為”，“不能僅僅從所觀察到的群體行為就做出有關個體傾向的結論，也不能僅僅從我們所了解或猜測的個體傾向就做出有關群體行為的結論”。現實生活中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合成謬誤。當一個人在觀看體育比賽時，為了看得更清楚，他就會站起來。由于一個人站起來影響了后面觀眾的視線，后面的觀眾也會站起來，最后大家只能站著看比賽，而觀賽結果并沒有變得更好，甚至比大家都坐著還要差。再比如，在公共場合，一個人為了使自己說的話被別人聽見，就會提高嗓門。這樣就影響到周圍的人，周圍的人因為同樣的理由，也會提高嗓門。結果整個大廳里變得人聲鼎沸，誰也聽不見別人說的話。在合成謬誤事例中，個人的決策和行為都是理性的、合理的，但是當大家都這樣做時，整體的效果變得大家都不滿意。

博弈論關于囚徒困境的分析，很好地說明了個體理性與宏觀動機的不一致。兩個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別關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審訊。警察知道兩人有罪，但缺乏足夠的證據。警察分別告訴兩個人：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１年；如果兩人都坦白，各判刑８年；如果兩個人一個坦白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刑10年。于是，每個囚徒都面臨兩種選擇，坦白或抵賴。然而，不管同伙選擇什么，每個囚徒的最佳選擇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賴、自己坦白的話放出去，抵賴的話判１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話判８年，比起抵賴的判10年，坦白還是比抵賴好。結果，兩個人都選擇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兩人都選擇抵賴，各判１年，顯然這個結果更好。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問題是，人類的個人理性有時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聰明的人類會因為自己的聰明而作繭自縛，同時也會損害集體的利益。要知道，囚徒困境不只是一個數學模型，在現實生活中到處都存在這樣的情況。比如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價格競爭、環境保護等方面，也會頻繁出現類似情況，都存在這種市場主體利益的沖突。

（三）供需失衡帶來的利益沖突

新古典經濟學重點研究均衡的形成和條件。供需均衡不僅決定了價格水平，而且在供需均衡的情況下，生產者順利地賣出了產品和服務，消費者得到了想要的產品和服務，供需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滿足，實現了利益和諧。然而，新古典經濟學的供需均衡是靜態均衡和局部均衡。這種均衡只是理論上的，是一時一地的均衡。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均衡只是相對的：在時間上是短暫的，在空間上是局部的。現實經濟生活中原有均衡不斷被打破，經過競爭和議價、締約、毀約再到締約的過程。同時，就經濟整體而言，總是存在結構性的不均衡，從而存在著總體的不均衡。可以說，不均衡是經濟生活的常態，均衡只是經濟生活的一種特殊狀態。

在不均衡的狀態下，生產者難以賣出產品和服務，買者難以順利地買到所需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社會經濟活動遇到了困難。更嚴重的是，由于生產者掌握的需求信息是有限的，只能根據市場價格做出判斷和決策，而價格是變動不居的，因而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結構性的不均衡經常發生。特別是社會上總會有一部分收入不是馬上變成需求投入市場，造成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總量失衡。上述兩類供需失衡達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在經濟危機期間，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增加，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都難以得到保證。因此，在市場自動調節的經濟中，總是會存在商品向貨幣轉變的困難，總是會造成局部經濟損失，嚴重的則會造成全局性經濟災難，不存在持久的利益和諧。

（四）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沖突的產生

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競爭市場有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市場交易中人們掌握的信息是完備的：生產者對消費者的需求完全了解，消費者對市場上的商品和服務供給情況一目了然。同時，在具體的交易活動中，買賣雙方對商品信息的了解程度是一樣的全面。而事實上，市場中的人們對一種產品的需求情況是不能清楚了解的，生產者只是通過某種產品的價格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消費者只能根據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在不同的需求之間進行選擇。這就很容易發生我們上面分析的供需結構性失衡和總體上的供需失衡。在具體的交易活動中，由于賣方與買方之間信息不對稱，買者買到的商品和服務質量、效應達不到公開信息顯示的標準，很容易導致買方利益受到損害。在一些場合，如司機購買保險時，保險公司無法了解司機的駕駛技術、行車習慣，賣方利益也會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受到損害。

（五）由于壟斷而產生的利益沖突

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不可避免，還在于市場中壟斷可以說無處不在。近年來，現代經濟學對壟斷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其中重要的收獲是壟斷不應當一概視為有害的。有的壟斷反而是促進創新、保護創新所必須的條件。比如，沒有專利保護，就不會有真正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壟斷有多種存在方式，比如由于規模大而產生的壟斷，由于長期在某個領域的投入和生產經營而存在的自然壟斷。這些壟斷現象不應該是政府打擊和糾正的對象，真正應該認真對待和予以打擊的是行政性壟斷。不管是哪一種壟斷，都會引起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總是有一部分市場主體因為壟斷而利益受損。在壟斷存在的情況下，由于壟斷排除了新的賣者加入，買者就會付出更高價格才能購買到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由于壟斷抑制了技術進步和其他創新，如管理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買者就不能得到性能更好、質量更高的產品和服務，或者不方便購買到新的產品和服務。

三、解決市場利益沖突的主要路徑

需要指出的是，市場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沖突不應當被視為消極的現象。因為，根據耗散結構理論，處于完全平衡狀態、完全沒有矛盾的事物，包括社會有機體，將會因為熵增加，最終導致完全喪失活力而消亡。為了保持社會有機體的活力，需要與外部交換能量，打破原有平衡。不平衡是活力的源泉，只有不斷地從原有的不平衡達到新的不平衡，才有繼續發展。經濟學的任務是要了解市場中的利益沖突，承認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研究采取各種措施緩解這種利益沖突，而不是試圖消滅這種利益沖突。如果因為市場中存在利益矛盾，干脆用計劃經濟體制取代市場經濟體制，固然可以消滅市場中的利益沖突和矛盾，但同時也產生了計劃經濟體制下新的利益沖突。與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相比，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利益沖突會使社會經濟體失去活力，使經濟資源配置和運用失去效率。

（一）解決市場中的利益沖突有賴于市場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

市場中的利益絕對對立和利益絕對和諧，都是市場的特殊狀態，而市場主體在交易中既有利益沖突的情況，也有利益一致的情況，合作依賴與對立沖突并存則是市場的常態。觀察大量存在的交易現象，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交易雙方之間利益的不一致甚至在交易開始時存在尖銳的利益對立，但最終大多數交易都完成了、實現了，交易雙方都得到了滿意的結果，利益都得到了保障。我們因此可以推斷，市場中的利益沖突大都可以在市場體系內部得到解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建立新的市場規則和制度，或者完善原有制度或規則而使交易雙方的利益矛盾得到解決或緩解。事實上，市場的正常運行需要一套復雜的制度和機制，來保障人們在交易中的相互利益。這些制度和機制需要長期探索逐步形成和系統化。這些制度有的是人為形成的，有的是自發形成的；有的是成文制度，有的是不成文制度，體現為社會的傳統、道德、文化、習俗等。對此，托馬斯·謝林有過專門論述。他說“：要創造一個運行良好的自由市場，甚至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還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在典型的自由市場背后，是幾個世紀關于產權及其他法律安排、商品及服務的特定標準以及描述它們的術語等各種因素的漫長發展過程”。正因為有了這種保障制度，可以“保護那些受到交易的影響但又無法改變交易的人的權利。”

比如，在交易過程中，市場交易主體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通常是消費者對產品信息的了解沒有生產者完備，這是造成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的重要原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市場經濟社會，一般形成了一些明文規定和制度，比如要求生產廠商要標明產品的成分、標準、生產時間、生產地點等等。如果消費者發現購買到的產品不符合廣告或消費者的理解，就可以追溯到生產廠家，并有權力要求退換甚至賠償。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制度，比如在一定期限內，消費者如果對購買到的商品不滿意，可以到商場原價退回。這些制度和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引起的利益沖突，保護了信息不完備一方的經濟利益。但是，正因為有些制度是不成文的，就需要道德、文化和習俗來保證這些制度和規定的有效實行。不然，就會造成生產者利益的損失和遭到侵犯。根據報道，前些年一些海外華人如果需要參加某類正式活動，就會到商場買一套高級西裝，把發票保留好，參加完活動，再把西裝退回給商場。與此相類似，有的女士要結婚，會到商場買一套高級婚紗，結婚典禮結束后，再到商場退回，反正一個女人一生一般不會多次結婚和多次需要婚紗。這樣的做法，高明地鉆了制度的空子，可以不花錢而享受到高檔消費品和高檔服務。雖然有的商人已經發現了有些人的這類做法，但也沒有有效辦法來應對。這說明，為了解決市場中的利益沖突，建立、完善市場制度和機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完善、不斷改進的過程。市場制度的建立可以緩解市場中的利益沖突，但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或消滅市場中的利益沖突。

應當說，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關于市場的制度已經比較完善了，而在中國這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過程和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完善過程中的國家，各項市場經濟制度和體制機制尚且不完善、不健全，尤其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文化等方面的建設更加滯后，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也特別艱難。

（二）純粹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的利益沖突也應該主要靠模擬市場來解決

由于大量市場中的利益沖突不是純粹的利益沖突，其中還包含利益的相互依賴，因而大部分利益沖突是可以通過建立和完善有關市場制度來解決和緩解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總是有一些利益沖突不能通過純粹的市場機制來解決或緩解，需要政府介入，需要采取行政措施才能緩解或解決。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好也要采取模擬市場的辦法，而不要直接采取行政手段。事實上，在現實的世界中存在兩種市場，一種是自由市場，一種是類似市場，后者是模仿市場原則建立的，保留了自愿交換這一市場經濟的靈魂。按照謝林的解釋，這是一種“通過法律或制度創新通常有可能使某些行為具有市場的特征”，“這些并不是所謂的自由市場安排”，“他們需要某種權威力量的介入來建立起一個管理系統，但是這個系統是模仿市場原則建立的”。這樣解決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的做法在西方國家比較普遍，而在我國這樣的體制轉型國家則更多采取直接的行政管理辦法和政府行為。運用行政手段和通過建立模擬市場解決自由市場無法解決的利益沖突問題，最大的區別是，后一種做法即在模擬市場中，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同時兩種場合下達成政策效果的成本有明顯差異。

讓我們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為例來加以說明。一些企業增加二氧化碳排放會給企業帶來更多利益，卻會帶來氣候情況的惡化。顯然，這里存在個別利益與群體利益的沖突。當然，氣候變化的最終結果對所有人都不利，但一些企業為了短期利益不會自覺放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隨著國際社會對二氧化碳排放后果的認識逐步統一，減少碳排放成為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共識，各國政府都承諾要為保護環境和抑制氣候異常而共同采取措施，并且就“碳達峰”“碳中和”制定了具體的時間表。為了實現減少碳排放目標，政府有必要采取強制性措施，使企業和居民采取清潔生產和清潔生活方式。要達到這個目的，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規定每個企業碳排放數量，并成立專門機構定期檢查，對違反規定者予以罰款、停產整頓和其他處罰措施；也可以采取對碳排放收取一定費用的措施。前一種辦法就是行政手段，后一種做法就是一種模擬市場的做法。也許兩種辦法都能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但是，對碳排放實行收費的辦法不同之處是：第一，這種模式給了企業一種選擇，可以為了減少向政府繳費，采取措施減少碳排放，也可以保持原來數量的碳排放或增加碳排放，多向政府交費，而政府可以拿企業繳費去治理因此造成的碳排放增加；第二，比較政府直接操作和模擬市場的成本，一定是模擬市場情況下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這樣的案例和數據從各種公開文獻中不難找到。

（三）非理性引起的市場沖突還寄望于訴諸人們的理性

市場中的利益沖突理論的重大貢獻，在于對市場交易中人的復雜性、豐富性的重視和分析。在市場沖突理論看來，正常的人與非正常的人存在于一個人體內，理性的人與非理性的人構成一個正常的人。在一個時間和地點是理性的人，在另一個時間和地點可能是一個非理性的人。對于一類事情特別理性的人，在對于另一類事情上可能是非常不理性的人，如此等等。鑒于人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對于非理性造成的利益沖突，我們只能寄希望訴諸于人們的理性來解決。應當指出，關于生物意義上的人的非理性，我們的辦法不多，因為人在生物意義上的進化不明顯。關于社會關系的人，隨著我們為了適應一種社會制度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隨著我們對一種社會生活的逐漸習慣，不理性行為會逐漸減少，市場理性會逐漸占據上風。比如，市場經濟比較發達、歷史比較長的國家，人們對市場制度比較尊重，法制觀念深入人心，很少有違背市場制度的非理性行為。相反，在體制轉型國家里的人們，市場規則還不健全，法制觀念、信用觀念還沒有深入人心，就很容易采取不理性行為。可以說，今天社會上許多不理性行為，就是市場制度不健全、對市場制度不熟悉、不習慣造成的。

（四）解決市場中的沖突很大程度上依賴溝通、談判、博弈和簽訂協議

謝林曾經指出，經濟學家一般只是看到了交易結果的皆大歡喜，因而得出市場中的利益和諧的結論，但不了解交易過程中存在的沖突和矛盾。其實交易過程是利益沖突、利益主體不斷博弈的過程，其間充滿試探、討價還價、同意、反悔，締約、毀約、再締約的事件。謝林沒有進一步研究和分析交易過程的復雜性，而是把這一重要觀點和博弈論應用于裁軍、國際競爭、軍備競賽等領域的研究，形成了他的戰略學或者稱為沖突—選擇理論。了解謝林關于國家之間博弈的觀點，對我們處理好市場交易中的利益沖突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謝林的“戰略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沖突雙方除了利益沖突，還有某種共同利益。第二，沖突雙方之間不是零和博弈，即雙方所得不是固定的。他認為，卷入國際沖突的“參與人之所得加總并不固定，并不至于一方得到的多就冷酷地意味著另一方必然得到的少”“博弈雙方總存在著共同利益去尋求一個彼此有益的結果”。第三，強調協調對于沖突雙方利益的重要性。“大多數的沖突局勢在本質上是談判的局勢”，許多沖突都可以通過談判得到解決。因而他特別強調，通過談判簽訂一個協議總比沒有達成協議要好。“將沖突視為一個談判過程，有助于我們避免‘要么利益沖突，要么利益一致’的排他性的先入之見。把有限的戰爭中的謀劃和行為，概化為一個談判過程，意在強調，雙方除了在爭議的變量上存在利益分歧外，他們還有極強的共同利益來達致一種避免對雙方價值造成巨大破壞的結果”。第四，談判中或協調過程中通過威懾、威脅向對方表明自己將做什么、不做什么，從而影響對方的行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種威懾和威脅一是要真正有能力做到，對方也相信我方能夠做到；二是實施威懾和威脅，真正的目的是不把這種威脅和威懾付諸實施。“戰略學并不關注于武力的有效使用，而是關注于潛在武力的利用”，“一個成功的雇員罷工不是在經濟上摧毀雇主的罷工，它甚至可能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罷工”。第五，在解決沖突問題時，雖然己方占有優勢地位，也不宜‘痛打落水狗’，要給對方留有后路和出路。他指出，“威脅的有效性可能有賴于潛在敵人能獲得什么樣的備選方案。對于他們，如果不想迫其困獸猶斗的話，就必須為之留下一些過得去的資源”，“我們還知道：以大規模毀滅相威脅，只有在伴之以相應的承諾‘當對方順從即可免于遭毀滅’時，才能夠阻止敵人”。

不消說，謝林這套戰略學對于我們處理國家之間經濟關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甚至可以直接加以運用。即使對于處理一般市場交易中的利益沖突，謝林的這些思想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幫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交易的達成對于交易雙方都有利，實際上商品交換的最大意義在于通過交易，雙方都實現了利益的增加。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者為別人生產，沒有商品交換，商品對于各自的所有者都是沒有用的。只有商品交換成功，商品才是有用的，人們才能實現各自的利益。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交易中雙方的利益沖突，更應該看到交易中雙方利益的一致性。即使雙方存在利益沖突，也應該盡可能通過談判，通過談價還價，達成協議，促成交易成功。在談判過程中，既要考慮己方利益，也要考慮對方利益。在己方處于交易的有利地位時，一方面要使對方明白他自己的處境和不利地位，適當表明態度，說服和迫使對方接受我方條件，同時也不應該把對方逼入絕境，導致對方在交易中輸得精光，而應該讓對方得到適當的利益，使得對方以后還愿意繼續與我方做生意。

注：原文載自《深圳社會科學》2023年第6期。